读<<当良知沉睡:辨认身边的反社会人格者>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终其一生都没有一丝怜悯之心……（但）玛莎·斯托特博士表示，这并不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在这本极具争议的新作当中，斯托特断言，反社会人格者没有爱的能力，也没有共情能力……　　——萨拉·埃尔克，《沙龙》网络杂志

有些人做起事来毫无道德顾虑，他们的良知生来就是睁眼瞎……在斯托特的描述中，一些受人尊敬的专业人士只是为了蛊惑同事就可以讲出伤天害理的谎言……一些权威人物仅仅为了缓解无聊就会欺骗、诱惑乃至谋杀他人，而这就是反社会人格者的心智常态。该书是一本实用指南（也许会让人感到震惊），能够帮你辨识出毫无良知之人……（而且）它对我们绝大多数人天生具备的共情心态做出了肯定，非常鼓舞人心。　　——玛莎·贝克，女性月刊《奥普拉杂志》

先说几个作者的观点，它们也令我茅塞顿开。其一，疯狂、令人毛骨悚然的反社会人格者真实地存在于我们身边，根据西方社会进行的统计，这类人大约占他们人口的4%。这确实是让人感到危机的存在，数量如此庞大，也就难怪变态杀人狂的新闻有时会见于媒体。其二，这类人最核心的特征是缺乏良知。在作者看来，“良知是一种建立在我们对其他生命情感依附基础上的义务感，这种依附表现在情感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爱、同情以及温存。”反社会人格者缺少共情、缺少责任感、缺少负罪感，心安理得地为所欲为。其三，这类人可不是我们以为的攻击性爆棚，见谁都张牙舞爪，他们比较确切的外显特征竟然是装可怜。“寡廉鲜耻的人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要让我们恐惧，相反，他们需要博得我们的同情。”这也意味着，反社会人格者未必是法律上的犯罪人，更多的是生活中的“犯罪人”，企图用各种方式控制他人的欲望与行动远远多于杀死对方的想法。掌控别人，反而更让他们分泌多巴胺。这个经验又提醒我审视以往对PUA的解读，博取同情反而是控制被害人的方法。其四，“他们不见得会去杀人……一旦他们杀人，我们都不见得能怀疑到他。”

这个群体甚至还有一个专属称谓，精神卫生领域专业人士把这种缺乏良知或毫无良知的状况称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这是一种无法矫正的性格缺陷，目前的研究认为大约有4%的人属于这种情况，1也就是说平均每25人当中就有1个是反社会人格者。 4%左右的患病率基本是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结果。——编者注这种良知缺失的状况通常也被称为“反社会人格”（sociopathy），2或是更耳熟能详的词——“精神病态”（psychopathy）。

如果一个人至少拥有以下7个特征中的3个，那么这个人在临床上就足以被确诊为患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1. 无法遵守社会规范；
2. 惯于欺骗和操控他人；
3. 行事易冲动，无法提前做出计划；
4. 易怒，具有攻击性；
5. 毫不顾及自身或他人的安危；
6. 一贯不负责任；
7. 在伤害、虐待他人或偷窃他人东西之后毫无悔意。

良知是个全知的监工，它为我们的行为定下规则，当我们违反时，良知就会对我们施以情感上的惩罚。我们从来不必寻求良知，良知就像皮肤、肺或心脏一样天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上。从某种方式上讲，我们甚至不能把拥有良知算作一种成就而产生自我褒奖的心理，而且我们也无法想象自己没有良知的感受。

在其他所有精神疾病（包括自恋）的诊疗中，患者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痛苦和哀伤，但反社会人格却是唯独不会导致患者心理不安的一种“疾病”，它不会让患者在主观上感到不适。反社会人格者通常对他们自己和生活状况感到很满意，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反社会人格者才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典型情况下，反社会人格者只有在法庭的要求下，或是作为病人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会接受治疗。很少有人是为了让病情好转才去治疗。

诚然，我们甚至在窃窃私语时都不太敢提及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确定地说，反社会人格不能为患者带来正面效用？反社会人格究竟是一种精神障碍，还是一种具有正面功能的表现？而问题的另一面同样很不确定，那就是：良知一定会为具备良知的个人或群体带来正面效用吗？还是说良知就像反社会人格者一再暗示的那样，不过是一种用来限制社会大众的心理围栏？也许我们没有明说，但这种怀疑千百年来就一直在暗中不断涌现。当今世界，利用别人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潮流，通过没有良知的商业手段似乎可以获得无限的财富。而在个人层面上，大多数人也都能从生活中发现许多例子，不择手段的人往往可以成功，而正直的人却常常显得像个傻瓜。 到底是骗子永远不会成功，还是好人终究没有好报？那些毫无廉耻的少数派最终会统治这个世界吗？

乔和锐步

我们身上这个看不到、躲不掉、难于被收买的、我们称之为“良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恶”并不反映人的个性特征，而且从来都无法与某一特定的社会角色、种族或身材可靠地联系在一起，这让神学家和近代科学家迷惑不已。纵观人类历史，我们花费了很大力气才解决了“善”“恶”之辨，也才找到方法来解释“为什么某些人身上似乎只有恶”。公元4世纪的基督教学者圣哲罗姆（Saint Jerome）用希腊语synderesis（良知）来描述人类与生俱来的、感受善与恶之间差异的神赐能力。1他诠释了以西结（Ezekiel）在《圣经》中所描述的四个生灵从一朵“周围有光辉，向外不断冒火”的云中显像。每个生灵都有人身，但各有四张不同的面孔。前面是人脸，右侧是狮脸，左侧是牛脸，后面是鹰脸。圣哲罗姆这样解读以西结的梦境：人脸代表人类的理性，狮脸反映人类的情感，牛脸象征人类的欲望，而翱翔的鹰脸是“良知的火花，即使在该隐（Cain）的心中也仍然没有熄灭……而在我们被邪恶的欲望或放肆的灵魂打败的时候，良知会让我们产生罪孽深重的感受……然而，我们在一些人身上看到，这种良知泯灭；他们毫无负罪感，对自身的罪孽也不觉得羞耻。”

和圣哲罗姆同时代的杰出神学家希波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对于良知的本质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奥古斯丁让他的信徒相信“人类在光之书（Book of light）中看到了道德规范（又叫‘真理’），所有的法律都是‘真理’的摹本。”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既然真理（即关于善恶的绝对知识）是上帝赐予全人类的，那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是好人？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一些人身上的“良知泯灭”？这个问题数百年来一直是神学领域关于良知的核心争论。尽管这个问题很棘手，他们也不可能提出“只有一些人有良知”这种解释，因为这意味着上帝没有把真理赐予他的几个仆人，是上帝本人在世界上创造了恶，并把它看似随机地散布到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身上。

弗洛伊德提出，幼儿的心智在正常发展的过程中会形成一个叫“超我”的内化权威，它会逐渐取代实际的外在权威——并非上帝，而是孩子的父母。4弗洛伊德用他“发现”的超我概念有效地把良知从上帝手中夺走，良知由此落入凡俗家庭所焦急渴望的控制范围。良知的这种变动，要求我们对那个沿袭了几百年的世界观做出一些艰难转变。我们的道德指引突然呈现出致命的缺陷，而绝对真理从此以后就必须给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的不确定性让路。

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新的心智结构模式没有按照人、狮子、牛和鹰的四面性来划分。相反，弗洛伊德用了三分法，将心智结构模式分成：“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包含性冲动在内的所有与生俱来的本能，以及各种生物性的欲望。因此“本我”通常都会与文明社会的要求彼此冲突。而“自我”则是心智的理性和有意识的一面。“自我”能够合乎逻辑地思考、制订计划以及记忆，正因为“自我”具备这些能力，所以“自我”可以直接与社会形成互动，并且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帮助比较原始的“本我”把事情做好。“超我”是儿童在理解父母或社会所加诸的外部规则之时，在“自我”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心智发展过程中，“超我”最终会成为一股独立力量，单方面评判或引导儿童的行为和想法。“超我”是一种命令式的、能给人造成愧疚感的内在声音，这个声音甚至会在你独处一室之时对你说“不行”。

“超我”的基本概念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我们经常看到儿童内化并执行他们父母要求他们遵守的规则。（例如，母亲皱着眉头对4岁大的女儿说“不准在车上吵闹”，几分钟后，这个4岁大的女孩便会妄自尊大地指着正在吵闹的2岁妹妹教训道：“不准在车上吵闹！”）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超我”不仅是一个声音，它还是一个执行者、一个微妙复杂的操纵者、一个观点的验证者。“超我”会对我们进行指控、审判，它会执行判决，而这一切都是在我们完全无意觉察的情况下进行的。“超我”的好处在于，它有助于个人在社会上生存，但它也有可能变成一个人性格中最为傲慢专横的，甚至可能是最具毁灭性的部分。根据精神分析学家的说法，特别严苛的“超我”总是在一个人的脑海中念叨个不停，可能会害得一个人终生抑郁，甚至还会把这个可怜的受害者逼上自杀的绝路。

因此，弗洛伊德向世人提出了一个明显的世俗观点：有些人的良知可能需要修补，而通过精神分析法或许就能把它修补完善。

恋母情结”（发生在女孩身上的时候就称为“恋父情结”）是在幼儿（3～5岁的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永远都无法完全占有那位异性双亲时形成的一种感受。简单来说就是男孩必须接受无法娶自己母亲的事实，而女孩必须接受无法嫁给自己父亲的事实。弗洛伊德认为，在“恋母（父）情结”上的挣扎以及由此引发的对那位同性双亲的竞争、恐惧以及憎恨之感，对孩子与家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巨大且危险，因此必须彻底“抑制”这种情感，或者避免形成这种意识，而这种“抑制”作用可以通过大幅强化儿童的“超我”来实现。从这个观点来看，倘若孩子对那位异性双亲产生了任何性方面的感受，或是孩子对那位同性双亲产生了敌对感，那么通过全新强化过的“超我”，即自发的、难以忍受的负罪感这个可怕无情的武器，就能把这些感受抑制住。如此一来，“超我”便在儿童的内心获得了自治权，并且占据了绝对优势。“超我”像一位严厉的监督人，它的作用是满足我们希望保持成为团体一分子的需求。

不管人们对这套理论持有何种不同看法，弗洛伊德的成就必须得到肯定，因为他认识到道德感并不是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神秘法典，相反，它是动态变化的，并且与重要的家庭和社会纽带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弗洛伊德用其关于“超我”的著述，让逐渐觉醒的科学界认识到，人们对法律与秩序的习惯性尊重并不仅仅是外界强加的结果。遵守规则、尊重美德的主要动力源于我们在婴幼儿时期就萌生的内在需求，即我们需要家人以及我们生存其中的人类社会能够保护和接纳我们。

不管你是否相信“超我”是心灵内部的谋划者，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讲是“恋母情结的继承者”，你都不得不承认“超我”本身是一个丰富且实用的概念。作为我们从童年时期的重要关系中获得的一种内在声音，“超我”会对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展开批评和指责，它是能被绝大多数人轻易辨认的主观经验的一个特征。“不要那样做”“你不该那样想”“小心！你会伤到自己的”“对你妹妹好一点”“把垃圾清理干净”“你买不起那个东西”“你看，那样做不太明智，不是吗？”“你得去处理那件事”“别再浪费时间了”——“超我”每天都在我们心里喋喋不休，有些人的“超我”甚至比其他人的更加无礼。

即便如此，“超我”跟良知也不是一回事。“超我”在主观感受上可能跟良知有些类似，像是良知的一小部分，但它本身并非良知。这是因为弗洛伊德在对“超我”进行概念化的时候，可谓是不分良莠全盘否定。他把“道德绝对主义”从心理学思想中驱逐出去的同时，也将其他东西一并排除在外。非常简单，弗洛伊德把“爱”以及所有与“爱”相关的情感全都排除在外。尽管弗洛伊德常说，儿童除了畏惧他们的父母，也会爱他们的父母，但他所描述的“超我”却完全是建立在畏惧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正如我们孩提时畏惧父母的严厉批评一样，我们长大之后也会畏惧“超我”对我们的呵斥。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恐惧。在弗洛伊德的“超我”里，影响良知建立的爱、同情、温柔或其他任何较为正面的情感都没有存在的空间

我们不妨想象一组不大可能发生的离奇情景：一天晚上你举止若狂，偷偷溜进了一位特别可爱的邻居家，无缘无故杀死了她的猫。而在清晨来临之前你恢复了理智，意识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那么，此时你会做何感想？你躲在客厅的窗帘后面，偷偷地看着你的邻居走到门前的台阶上，发现了她的猫。她蹲下来，抱起那只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宠物哭了很久。

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你的脑海里是否有个声音在惊声尖叫：“你不可以杀人！你会因此坐牢的！”——从而提醒你去考虑自己所要面对的后果吗？或者，你会因为杀死了一只动物并让你的邻居悲伤痛哭而感到内心不安吗？最初看到悲痛欲绝的邻居时，你最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反应？这个问题可以判别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的答案或许决定了你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而且能够判断你是仅仅被“超我”的尖叫声左右，还是受到了纯粹的良知的影响?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拿来问乔。乔之所以决定放弃开会是因为童年时父亲灌输给他的下意识里对于养狗的恐惧，还是因为他想到锐步的处境时就会痛苦万分？是什么让乔做出了如此抉择？是纯粹的“超我”还是彻底成型的良知？如果是良知的话，那么乔决定不参加已经安排好的工作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一个事实：良知并不总代表遵守规范，这或许有些讽刺。良知把人（有时候是动物）置于行为准则和制度期望之上。被强烈的情感强化的良知就像是胶水，它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而且黏得比胶水还紧。良知比法律更珍视人道主义理想，如果事情到了危急关头，良知甚至不惜让自己去坐牢，而“超我”绝不会这么做。

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超我”会这样斥责我们：“你怎么这么调皮”或“你还不够资格饲养宠物”。一个强大的良知则会坚持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必须照顾他（或她、它、他们）”。

建立在恐惧之上的“超我”会躲在黑色帘幕后面指责我们的错误，并且绞扭着它的双手。良知则会推动我们去关心别人，自发做出或大或小的善举。建立在情感依附上的良知会让一个年轻母亲放弃购买她钟爱的指甲油，而是把钱拿去给宝宝买一小罐奶油豌豆泥。良知会保护亲密关系的特权，让朋友们信守承诺，阻止气急败坏的夫妻恶言相向；良知会让精疲力竭的医生凌晨三点起床接听一个心怀恐惧的患者打来的电话；良知会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挺身而出揭发恶行；良知会号召人们进行反战游行。是良知让人权工作者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工作。如果良知与非凡的道德勇气同在，它所成就的便是特蕾莎修女、甘地、曼德拉这样的人。

纯粹的良知用各种方式改变着世界。它根植于情感联系之中，它会传授和平理念，反对仇恨，拯救儿童；它让我们的婚姻得以维系，让河流清澈，让宠物得到善待，让回应充满温情；它提高了个人的生活质量，提升了人类的整体尊严。良知真实而有力，如果我们破坏邻居的生活，它就会让我们如坐针毡。

我们即将看到的问题是，并非每个人都有良知。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有4%的人缺乏良知。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这样一种人，一个没有良知的人，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子。

良知是我们的灵魂之窗，邪恶则是窗帘。　　——英国著名诗人道格·霍顿

反社会人格者谋划出的控制他人的方法，也就是那些为了确保“赢”的诡计，可以说五花八门，只有很少一部分涉及肢体暴力。毕竟，暴力过于惹眼，除非是用在毫无招架之力的儿童或者动物身上，不然很容易成被逮到而变成罪犯。

尽管残暴的杀人狂出现时的确令人毛骨悚然，但他们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良知缺失最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游戏”才是主因。游戏的奖励从统治世界到一顿免费的午餐不等，但他们玩的永远都是一成不变的游戏：控制别人、让别人心惊胆战、“赢”。很明显，如果没有了情感依附或良知，人际意义中就只剩下了这样的“输赢”。一旦人际关系变得一文不值，杀人有时便成了维护自己支配地位的手段。但在更多时候，通过捕杀青蛙、在征服异性的事情上大获全胜，引诱和利用朋友，去智利开采铜矿或者偷邮票来让别人手忙脚乱这些方式，就能达到支配的目的。

绝大多数情况下，被我们评定为邪恶的人往往都不会觉得自己的生存方式有任何问题。反社会人格者臭名昭著之处就在于他们拒绝为自己所做的决策或决策产生的后果负责。事实上，拒绝把自己的恶行导致的结果视为跟自己有关的行为，用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语言来说就是“一贯不负责任”，这就是反社会人格诊断的依据所在。斯基普的人格中就展现出了这一面，他曾辩称那个女员工的手臂骨折是她自己弄断的，因为她没有爽快地屈从于斯基普。没有良知的人经常会说的一句令人叹为观止的瞎话是“我没做错任何事情”，这类例子数不胜数。

我纳闷的是：烧死女巫事件是怎么发生的？这么可怕的噩梦如何演变成了现实？作为心理学家，我还是会一脸茫然地环顾周围的人群。很明显，这些人并不像1610年惊慌失措的巴斯克难民那样，疯了似的把信仰魔鬼的人抓来烧死。我们这群新世纪的群众是爱好和平、没有癔症的公民，我们的心里没有由艰难的过往和恶意的迷信留下伤疤。我们这群人不是嗜血狂魔，我们的良知也没有被碾压。我们这里充满了欢笑、和睦，其乐融融。我们吃着热狗，喝着冷饮，庆祝美国独立日。我们不是冷血动物，也不是道德缺失的暴民，我们绝对不会聚在一起帮助一个杀人犯，更不用说围观酷刑了。如果现实发生了奇怪的扭曲，突然出现一个人在这个巨大的火堆里痛苦打滚的景象，我们当中大概只有那一小撮反社会人格者会无动于衷，甚至还能乐在其中。而其余的一些善良的人可能会目瞪口呆，一脸难以置信。有些特别勇敢的人可能会采取干预行动，而绝大多数人则会在恐慌中四散而逃。而一度带给人们欢乐的篝火将会在每个人的脑海里烙下一幅创伤影像，这辈子都挥之不去。

但如果那个被火烧的人是本·拉登呢？如果这个全美公认的世界最卑劣的恶棍在2002年被公开处决，美国人民对此会有什么反应呢？这些普通的、受良知约束的、会去教堂、不使用暴力的人会站在一旁，允许这件事在眼前发生吗？他们是会大声叫好（或至少默然以对），还是会因为看到有人痛苦死去的景象而感到恐怖欲呕？

我站在那群善良的人们中间，突然意识到他们的反应或许不会是毛骨悚然，因为本·拉登在我们眼里根本就不算人。他是本·拉登，借用欧文·斯托布在“恶的本源”（The Roots of Evil）一文中的描述，他已经完全被“排除在我们的道德世界之外”。1因此，基于良知做出的干预行为不再适用于他这样的对象，他不是人，他是兽类。不幸的是，把他从人划归到兽类也使他变得更加恐怖。

有时候，那些被我们排除在道德之外的人是罪有应得，恐怖分子就是这类人。其他的例子还有战争犯、人贩子和连环杀人狂。每一个例子都可以（也已经）让我们得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论点（先不论对错），即我们不必怜悯这些人。但在大多数例子中，我们往往会在不经考虑也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把人贬为非人，纵观历史，我们这种贬低人性的倾向到最后常常都会演变为对那些原本无辜之人的敌视。那些曾经被贬为不是人类的、非我族类的名单非常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份名单所列的族类几乎囊括了我们所有人：黑人、同性恋、美洲原住民、犹太人、外国人、“女巫”、女人、基督徒、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穷人、富人、爱尔兰人、英国人、美国人、僧伽罗人、泰米尔人、阿尔巴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胡图人、图西人、伊拉克人等，不一而足。

而一旦其他的某个群体被我们贬低为畜生，我们就可能对这个群体胡作非为，尤其是在某个权威一声令下的时候。此时良知不再是必需品，因为良知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而不是人与畜生的关系之上。我们的良知依然存在，甚至还可能非常严苛，但它只用于我们的同胞、朋友以及孩子，而不是用在“你们”身上。“你们”被排除在我的道德世界之外，而且我可以不受惩罚地，甚至是在我所属群体的鼓励之下，把“你”赶出家门，射杀“你”的家人或者把“你”活活烧死。

当良知陷入深度催眠状态，当良知在酷刑、战争或种族灭绝中沉睡，到底是人们的第七感会逐渐醒来，还是没有道德的噩梦会继续进行，关键在于政治领袖以及其他一些大人物此时的抉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领导人能够以务实的态度和方针处理棘手的问题和群体的不安，而不是寻找其他族群来充当替罪羔羊，就能够帮助我们重拾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他人”。一段时间后，道德领导力的作用便会显现。但历史还告诉我们，一个没有良知的领袖可以让整个群体的良知继续沉睡，让灾难加倍。这类领袖通过基于恐惧的政治宣传，放大某种具有破坏性的意识形态，让人心惶惶的社会成员把“这群畜生”视为破坏他们乃至人类美好生活的罪魁祸首，让他们相信这场冲突是堪比史诗的善恶之战。一旦这些信念散播开来，用毫无怜悯、丧尽天良的方式和令人胆寒的从容姿态镇压“这群畜生”，就会变成不容置疑的使命。

第二种类型的领袖在历史上的一再出现，引发了一长串令人错愕的问题。为什么人类要像没头脑的答录机一样，一再忍受这种悲剧的发生？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容忍那些在一己私利或曾经的心理创伤驱使下行动的领袖，把苦难和政治危机煽动成武装冲突和战争？最糟糕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让斯基普这样会杀青蛙、会折断别人手臂的人来玩弄、操纵或主宰他人的生活？我们的良心是什么做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为自己的真实感受挺身而出？

一种解释是我们出现了精神恍惚，这让我们相信那些垂死的人只是“畜生”。2当然恐惧总是会存在的，而且通常伴随着无助感。看看周围的人群的反应，我们会暗自盘算，“会有那么多人跳出来反对我”，或者“我没听说有人挺身而出抗议这件事”，甚至更加听天由命，觉得“世道一贯如此”，或者认为“政治就是这样的”。这些感受和看法都可以对我们的道德感进行强有力的消声，但当我们考虑良知被权威禁锢的时候，有件事情甚至比把“他人”客体化更有效、更基本，比无助感更让人感到厌烦和悲惨，而且这件事很明显比恐惧本身更难克服。很简单，那就是我们被设定为服从权威，甚至违背自己良知的模式。

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战场下，对于正在服役和已经退伍的军人来说，他们参与的战争一定会被描述为善恶之间的重要较量，甚至是一场神圣的战争，这正是冲突各方的权威在历史上每一次重要战争中试图传递的信息。例如，除了越南战争后期爆发出来的道德恶行之外，我们现在很难想起关于越战的任何事情，但在那场战争一开始的时候，美国人一再保证，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能拯救越南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以免越南人民未来遭受恐怖和奴役。国家领袖在战时发表的演说（在当代是通过电视广播传送到我们的客厅里的），总是竭力强调绝对必要的军事任务这一主题，这是让杀人变得正当的崇高召唤。而矛盾的是，权威之所以更乐于把这种态度投射于现实，是因为良知重视崇高的召唤，并且对正直一方有着归属感。换句话说，良知是可能被欺骗的，在需要杀死陌生人的时候，通常需要对杀人者的良知进行欺骗。

心理学能够为军方提供一系列技术手段，让不想杀人者杀人，而军方也正在使用这些手段，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但在这些坏消息背后还是有一丝希望之光，犹如一颗在黑暗之海中闪耀的钻石。我们开始了解到，人类并不是我们有时候自认为的那种天生的杀人机器。哪怕是在殊死战争的压力之下，我们也常常不会扣动扳机，或者会经常故意射偏目标，因为当良知没有被权威的钟罩消声，我们作为人类的情感联结总会发出强烈的呐喊，良知总会发声，提醒我们一定不要杀人。

因为战争的本质就是杀戮，所以战争是良知和权威之间的终极竞争。我们的第七感要求我们不可以夺人性命，而当权威支配了良知，士兵就会被诱至战场杀人，他很有可能马上就会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下半辈子都会处于痛苦之中，伴随创伤记忆而来的是抑郁、离婚、外物成瘾、溃疡症以及心脏病等。对比之下，有关越战老兵的研究已经表明，没有被逼着杀人的老兵跟那些服役期间没有上过战场的人一样，不大可能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我们的道德感与权威人物之间的这种极为有害的竞争，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开始就几乎没有停止过。过去5000年里，一代代君主、渴望占有土地的贵族、国家或民族领袖都可以命令没有权力的个体上战场厮杀。很明显，这是良知的斗争，就算到了我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代也不会得到解决。

多琳

我听病人诉说自己被反社会人格者侵犯，毁掉生活的故事已将近25年，而当我被问到“我如何才能辨别出哪些人不可信”时，我给出的答案往往会让他们大吃一惊。提问者自然会期待我能描述这些人罪恶行为的相关细节、肢体语言上的迹象或者能够让反社会人格者露出马脚的威胁性言辞。但我告诉他们这些特征都不可靠，最可靠的特征是“装可怜”。寡廉鲜耻的人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要让我们感到恐惧，相反，他们需要博得我们的同情。

反社会人格者根本不在乎什么社会契约，但他们确实知道如何利用社会契约来为自己牟利。总而言之，我敢确定如果魔鬼真的存在，他也想让我们觉得他很可怜、很值得同情。

在判断什么人值得信任的时候请牢记，如果一个人一直在作恶，或者行为极度恶劣，但却总在你面前装出一副可怜相来博取同情，这就向你发出一个警示信号：他极有可能就是没有良知的人。虽然行为上满足这两个特征的人不见得就是杀人狂，甚至一点儿都不暴力，但你也不应该跟他们交朋友，跟他们有生意上的往来，请他们帮你照看孩子或跟他们结婚。

西妮和洛克

洛克、多琳以及斯基普在很多方面都大相径庭。洛克好逸恶劳，喜欢混日子，并设法赖上某个有责任感的“朋友”或家人来为他打理一切；多琳嫉妒心重，长期不满现状，她会花很多心思打压别人，以便让自己显得比别人厉害；而斯基普渴望统治世界，他这么做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也是一种浮夸的娱乐自己的形式。但这三个动机迥异的人却有一个共同特点：为了满足个人野心，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而且没有一丝负罪感。他们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但他们的获取方式却如出一辙，也就是说，他们做起事来毫无廉耻。

反社会人格者的本质是冷酷无情的，他们像是在冷静地下一盘棋。他们这种人的行为跟一般人的两面三刀、自恋甚至暴力不同，因为一般人的那些行为都满载着情绪的热度。如果有必要，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撒谎来保住自己家人的生命。虽说有点老生常谈，但不得不指出，黑帮成员（与具有反社会人格的老大相反）可能对帮派里的兄弟都很忠诚、很讲义气，而且对母亲和兄弟姐妹们都很体贴照顾。但斯基普甚至在小时就展现出了对其他人的冷漠，多琳·利特菲尔德医生无力关心她的病人，而洛克甚至没办法爱他的妻子和亲生儿子。在这种心智结构里，其他人（就连“朋友”和家庭成员）最多也就是他们利用的棋子。爱对于他们来说，是绝无可能的，甚至当他人展示出爱意的时候，他们也是不会理解的。

反社会人格者能够真正感受到的唯一情感，貌似只是由即刻的生理痛苦和愉悦或短期的挫折和成功引起的所谓的“原始”情感反应。挫折可能会让反社会人格者生气或暴怒；而在掠夺中获得成功，赢得猫捉老鼠的游戏（例如，多琳成功地戏耍詹娜，让她跑过泥泞不堪的医院草坪），特别能够引发他们好斗与兴奋之情，让他们从中获得“一阵”愉悦的感受。这些情感反应很少能够持续很久，它们被定义为“原始的”神经反应，因为这些情感反应源自进化程度比较“原始的”脑缘系统，就像其他所有情感一样。但这些反应与“更高级的”情感不同，它们并不受大脑皮层机能的调节。

作为与反社会人格的对比，自恋这种情况格外有趣而且很有启发性。可以这样打个比方：自恋相当于半个反社会人格。甚至在临床上被认定为自恋患者的人也都能够像其他人一样强烈地感受到绝大多数的情感，从罪恶感到悲伤，从不顾一切的爱到激情。而他们缺失的一半是了解他人感受的重要能力。自恋的问题不是缺乏良知，而是缺乏共情，而共情是感知他人情感从而做出恰当反应的能力。从情感上来说，可怜的自恋者对自己以外的人和事不以为然，就好像是一团面，任何外界的输入都会被他弹回，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与反社会人格者不同，自恋者通常会陷于心理痛苦之中，有时候还会主动寻求心理治疗。当自恋者寻求帮助时，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让他知道，之所以他跟别人的关系比较疏离是由于缺乏共情导致的，因此他才会感到困惑、被抛弃和孤独。他会思念自己所爱的人，却没有好的办法让他们回到自己身边。相比之下，反社会人格者则不会在乎别人，因此当别人疏远或离开他时，他也不会产生想念之情，或许他后悔的只是损失了一个有用的工具。

有关反社会人格者的研究表明，他们大脑皮层处理情感信息的能力有明显失常。我们可以从遗传率的研究中推断，以神经生物学为基础的反社会人格者的核心人格特质最多有50%来自遗传，而剩下50%的来源就不是很清楚了。童年受虐和依附障碍都无法构成影响反社会人格（心理学家把没有爱的能力、喜欢操纵别人、毫无负罪感定义为反社会人格）形成的环境因素。遗传以外的因素肯定对反社会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有影响，但到底是如何影响的，我们依旧不得而知。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神经便出现了这种状况，那么哪些环境因素会决定这个孩子表现出彻底的反社会人格症状？我们目前对此还一无所知。

汉娜的父亲

1. 最高法则——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某些人就是没有良知。
2. 做判断时从自己的直觉出发，不要受到别人身份（教师、医生、领袖、喜爱动物的人、人道主义者、家长等）的蛊惑。
3. 当考虑跟一个人建立一种新关系的时候，拿“事不过三”原则检验这个人的主张、承诺和他的责任。把“事不过三”当作自己的个人原则。
4. 质疑权威。
5. 提防马屁。
6. 如果有必要，请重新定义你对尊敬一词的认识。
7. 不要加入他们的游戏。
8. 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开反社会人格者，拒绝与他们接触和沟通。
9. 质疑自己的妇人之仁。
10. 不要尝试弥补已经无法弥补的事情。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第四次机会、第五次机会）要留给有良知的人。如果你应付的是一个没有良知的人，你得知道如何咽下这口气，及时止损。
11. 千万不要出于同情或其他原因，而同意帮反社会人格者隐瞒其真实性格。
12. 捍卫自己的心智。不要让某个没有良知的人，甚至一群这样的人说服你相信人性是一种失败。绝大多数人都有良知，绝大多数人都有爱的能力。
13. 好好生活就是对反社会人格者最好的报复。

人类这一物种产生过拿破仑，但也诞生过特蕾莎修女。但根据基要主义进化论，特蕾莎修女根本就不可能诞生，因为不论是恻隐之心还是善恶观念似乎都跟丛林法则不沾边。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戴维·帕皮诺在《纽约时报》上针对马特·里德利的著作《美德的起源》 本书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所写的评论：“当我们的祖先在非洲大草原上四处觅食的时候，如果好人总是落后吃亏，那么为什么道德会如此自然地在我们身上流传至今？”

而且很难说人类就是唯一一种具有无私精神的动物。汤姆森瞪羚看到掠食者的时候，会跳上跳下引起羚群注意，增加同伴逃生机会，但这么做却会降低自己的生存机会。黑猩猩会把肉食拿出来跟同类分享，有时甚至还会把它们最心爱的水果拿出来分享。根据生物心理学家弗朗斯·德瓦尔的观察，当渡鸦发现尸体残骸的时候，会把这一宝贵的发现大声地通知给同伴，但这样做也会引来狼群对自己的注意。

当生存成为核心主题的时候，可以明显发现，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之间一定存在冲突。被进化心理学家称为“利他行为”的起源有诸多争论，通常集中在进化的“天择单位”上。所谓物竞天择的“择”只是针对个体，还是可能会扩展到群体，进而提高该群体的生存优势？如果“适者生存”的应用范围仅限于个体这个天择单位的话，那么就无法解释“无私”的品质是如何演化来的。基于同样的原因，残酷无情的斯基普、多琳、洛克和汉娜的父亲在荒岛上，一定比其他人活得更久。但如果天择单位是整个群体，那么出现一定的利他行为就说得通了。很简单，一个由互相合作、互相照顾的个体组成的群体要比一群互相竞争、彼此漠视的个体更容易生存下来。从生存的观点来看，一个成功的群体应该是这样的，成员们会在一定程度上团结合作，而不是争夺统治地位并排斥同伴。

1976年，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这本至今仍然畅销的著作中拓展了威廉斯的基因中心论以及生物学家汉密尔顿的“亲属选择”概念。4亲属选择概念从个体层面出发，通过唤起基因的“自私”，似是而非地重新诠释了无私行为的演化。这是个相当陌生的概念，所以有必要做一些说明。

一个难以反驳的观察结果在于，完全不受良知约束的人有时候能够获得权力和财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能做到。有史书中有太多章节，从头几行一直到最后几页都在讲侵略者、征服者、强盗贵族和帝国缔造者所取得的丰功伟绩。这些人不是已经死去太久，就是位高权重，因此不能用临床心理医生青睐的方式对他们做出正式评价。但从他们广为人知或者被大量记载的行为来看，即便不清楚他们精神病态量表的分数如何，我们还是可以假定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基于对他人情感依附的责任感。换句话说，他们其中有一些人就是反社会人格者。

更糟糕的是，残暴的征服者和帝国缔造者通常都会让当时的人们感到敬畏，而他们在世时，往往被视为整个人类的楷模。而多数实施过大规模屠杀或强暴的坏人最后的下场不是自杀就是被忍无可忍、怒不可遏的部下干掉。罗马皇帝卡里古拉被他的禁卫军暗杀；希特勒被认定是吞枪自杀，他的尸体据说被泼上了柴油烧掉；墨索里尼被枪杀，尸体被倒吊在广场上。

全世界的反社会人格者大都没有好下场，这种趋势在普通的反社会人格者身上体现得也是一样明显。从最终的分析来看，不论反社会人格的规模大小，它似乎都是一场败局。

某些心理学实验涉及电击和巨大噪声的干扰情况，实验发现反社会人格者身上很少出现常人在焦虑和恐惧时通常会有的生理反应（流汗、心跳加快等）。1他们只有在支配别人的时候才能获得足够的刺激，但这些游戏很快就会变得无聊起来。就像吸毒一样，反社会人格者也得把这些游戏不断玩下去，越玩越大，玩得多大取决于这个反社会人格者掌控了多少资源和才能，并不是每个反社会人格者都能玩得起。因此，反社会人格者几乎永远无法摆脱无聊的痛苦。

有些反社会人格者用化学方法缓解一时的无聊，也是他们成为酒鬼和瘾君子的部分原因。据一项1990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关于并发症的研究估计，75%的反社会人格者有酒精依赖，有50%的反社会人格者还会滥用其他药物。2因此，反社会人格者除了会对冒险上瘾之外，通常也会对一般的致瘾物上瘾。吸毒能够获得一种“巅峰体验”，而且具有一定危险性，因此对没有良知的人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毒品文化让很多反社会人格者自得其所。

反社会人格者对自己的身体都有种强迫症，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阿道夫·希特勒。5希特勒的疑病症伴其一生，他一直担心自己罹患癌症。为了远离癌症，也为了治疗一大堆他幻想出来的疾病，他长期服用由自己私人医生西奥多·莫雷尔专门为他配的“灵丹妙药”。这些药片中大多含有致幻性毒素。希特勒就是这样慢慢中毒的，最后他真的生病了。很可能他的左手震颤（这次是真的）就是因此才愈发严重，到了1944年的时候他就不许别人给他拍照了。

反社会人格者有时候会把他们的疑病症当作逃避工作的借口。前一刻还什么事情都没有，等到要买单、要找工作或帮朋友搬家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胸痛起来，或者一瘸一拐。而且装病还会得到别人的特殊照顾，比如坐在一间人满为患的屋子里，大家通常都会把最后一张椅子让给你。

通常来说，反社会人格者都会避开需要付出持续努力、按部就班的工作，这种极度的好逸恶劳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在现实世界的个人成就。反社会人格者几乎从来都不会考虑去做那种朝九晚五、上班时间很长的工作。他们不喜欢长期目标或规划，绝不会兢兢业业地干好一份工作，他们只喜欢轻松容易的计划、一蹴而就的事情或耍点小聪明就能干成的事情。就算反社会人格者处在很高的职位，这些职位往往也是那种难于说清实际上做了（或是没做）多少工作的职位，或者是可以把别人干的活算在自己头上的职位。在这样的背景下，聪明的反社会人格者只要偶尔表现出色一点，或是说几句甜言蜜语，施展一下个人魅力，或是吓唬吓唬手下，就能继续玩转职场。

他会把自己包装成“很会分权的主管”“呼风唤雨的高手”或是“有点神经质的天才”。他需要经常度假或休假，这能让他的真实行为保持一定的神秘性。保持努力工作是留住成功的关键，你需要埋头苦干，忍受单调和无聊，对细节一丝不苟，勇于承担责任。

悲哀的是，即便是天资聪颖、才华横溢的反社会人格者也会有这样一种缺点。他们一般不大可能发展出艺术、音乐或是其他需要创造力的才华，因为那需要不懈的努力，需要天天练习。要是随便付出一点儿汗水就能成功的话，那么反社会人格者或许还能有点希望。但是艺术需要长期的耕耘和投入，那他们就会注定失败。最后，没有良知的人对待自身天赋的态度也和对待他人的态度如出一辙，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反社会人格者几乎永远都在独自面对生活，从短期来看这个策略或许有效，但长期来说问题往往很大。因为没有良知的人只会考虑自身利益，无法跟别人合作，只想独来独往。他们在跟其他人或是一群人打交道的时候通常会采取欺骗、奉承或是恫吓的手段。这些做法对成功的作用要比真诚相处、领导力以及自主参与薄弱多了，而且效果更为短暂。需要依靠通力合作或不懈的团队努力才能够实现的目标通常会因为反社会人格者的极端自私而告吹。不管身为臭名昭著的暴君，还是平凡的雇主、同事或配偶，反社会人格者往往都会走上这条通往失败的道路。

当反社会人格者被操纵别人的兴奋冲昏了头时，其他一切目标都黯淡无光，他们的人生也就这样走向毁灭。虽然这种毁灭方式有些另类，但和重度抑郁、慢性焦虑或其他精神疾病所导致的缺陷一样严重。反社会人格的特点是没有感情，也就是说反社会人格者永远被剥夺了情商，而情商是能够理解他人的能力，是生活在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向导。就像多琳真的相信可以通过贬低别人来增加她的权力；就像斯基普认为自己可以永远逃脱社会规范的制裁；就像失势战败的独裁者总是困惑于人民对他的怨恨从何而来，而且不给他协商的余地。没有良知的人即使聪明绝顶，往往也都目光短浅，幼稚得惊人，而他们最后大都死于无聊和穷困，或者挨了一颗子弹。

我们已经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爱的能力，他就不会有真正的良知，因为良知就是建立在我们对他人情感依附基础之上的责任感。这个心理等式反过来看也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良知，那么他永远都无法真正地去爱别人。如果把责任感从爱当中抽离，剩下的就是一种很浅薄的东西，那就是占有欲，那根本不是爱。

人若赚得了全世界，但丧失了灵魂，有什么益处呢？　　——耶稣

一个懂得如何分裂原子，而内心却没有爱的人，便成了一只恐怖的怪物。　　——克里希那穆提

从各个方面来看，没有良知的人生都是失败的人生。我们这些拥有爱的能力也拥有良知的人真是非常幸运，即便我们只是过着平淡的日子，如朝九晚五的工作，自发性地付出和索取，拥有平凡的快乐。

良知没有什么特别的，它通常只是一种自发性的反应。良知不会炫耀，它是在潜移默化中，为我们日常生活里人与人、人与物的自发性互动平添了一些意义。凯瑟琳和弗雷德打算去解救土拨鼠的时候，事前并没有想到什么高尚的原则。他们并不是多么虔诚勇敢的人，也不是能力很强的人，当然也不是特别理性。他们只是觉得，拯救动物是对的，这么做会让他们心里舒服。用一句老生常谈的话来说，挪走那块石头“对他们的灵魂有益”。

当然，还有一条“黄金律”，那就是人类古老的互惠道德观，或许这也是有史以来最简明、最容易操作的道德哲学。孔子也曾讲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耶稣说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 《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箴言：“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译者注，其实参考了由来已久的犹太谚语：“你不喜欢别人怎样待你，你就不要怎样待人。这便是法则：其余都只是注释。”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告诉印度教的信徒，“达摩就是：会对你们造成伤害的事情，就不要拿去对待别人。”很多原住民的传统里也有类似的说法，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说：“打算拿削尖的棍子去刺雏鸟的人，应该先在自己身上试试有多痛。”而北美的拉科塔人的宗教长老“黑麋鹿”也说：“万物皆亲人；我们怎样对待万物，就是怎样对待自己。万物合一。”

少数一些没有恪守道德互惠原则的宗教都只能存在于一时，它们的冷血让古老的“黄金律”所蕴涵的道德温情更加吸引人。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造物运动”。这是一个好斗的反犹太人和基督教的团体，名叫“造物主世界教会”，他们以热爱“白种人”、憎恨其他所有人种为宗教基础。按照他们的教义，除“白人”之外，其他人种都被定义为“泥种人”。“造物运动”的核心道德戒律可以表述为：“对白种人有益的就是最高美德；对白种人有害的就是终极罪恶。”不足为奇，“造物运动”的长远目标就是组织“白种人”统治世界。

尽管一体性的信念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体现得不是那么明显，但也是教义的组成部分。1939年，欧洲爆发了一场令人震惊的意欲统治世界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教神学家和哲学家马丁·布伯在特拉维夫举办的“巴勒斯坦全国教师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当今世界充满了荒谬的问题，而能够跃过这一深渊，跃过一切时代存在的一切深渊的是振翅高飞的灵性与创意之言。能够用万物合一的精神去看去听的人，也将能够再次分辨出那些永恒的可见可辨之物。教师能够帮助一个人找回万物合一之感，也将帮助他再次面对上帝。”

一个人是否有能力让自己的生命得到健全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慧根，佛教关于反社会人格的这个观念与神经心理学不谋而合。佛教认为，反社会人格或许就是一门人生课程，这门课的老师不是“生理优势”，也不是“生理劣势”，而是“情感无能”。换句话说，有些人必须学会体验天下无双的容颜，或者瘸了双腿，或者成为乞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而没有良知的人则必须体验做一个无法关心他人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但这个说法的讽刺之处在于，这种业力轮回的状态，或许会成为你同情反社会人格者的理由，就像我们不论是否相信业力轮回都会同情盲人与孤儿一样。

一位智慧女子山中旅行时，在溪流中找到了一块宝石。第二天，她碰到一个饥肠辘辘的旅人，这个智慧的女子打开包袱，把食物分给那个旅人。旅人看到了那块宝石，于是跟这个女子讨要，女子毫不犹豫就把宝石送给了他。

那个旅人欣喜若狂地离开了。他知道这块宝石价值连城，足以让他一辈子衣食无忧。但几天后，他回来把那块宝石还给了那个智慧女人。“我一直在想，”他说道，“我知道这块宝石有多么值钱，但我之所以把它送回来，是希望你能够给我更宝贵的东西。你身上一定有更宝贵的东西，要不然你不会毫不犹豫地就把宝石送给我。”

佛教的僧人们都很睿智和快乐。这些人让我们联想到科尔比和戴蒙所说的那种拥有极大良知的道德楷模，例如在墨西哥为穷人提供食物的苏西·瓦勒德斯，还有前院长杰克·科尔曼，他通过体验挖水沟工人、清洁工、流浪者的生活来培养“互即互入”感和同情心。佛教僧侣和道德楷模的例子都表明，极度良知所带来的内在觉悟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变得幸福快乐。事实上，科尔比和戴蒙表示，他们研究的绝大多数道德楷模都是很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了解人类的真实处境，清楚自身改变现状的能力有限。不仅如此，非同一般的良知不仅能让他们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认知，还能让他们拥有强烈而持久的感受，即大我比小我重要。

良知福佑我们的生命，每天都赐予我们这种意义。没有良知，我们的情感就会变得空虚无聊，我们就会误入歧途，把光阴浪费在无益之事上。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绝大多数时候，良知是如此普通、如此平常、如此自发，以至于我们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可是良知之力量远超于我们自身。不道德的利己主义这一古老派系在心理和灵性层面都注定要失败，良知只是不朽的道德理念与之对抗的一个方面。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和人类中的一员，我会把票投给有良知的人，投给心中有爱、有忠诚之感的人，投给慷慨善良之人。那些认为伤害他人是错的、仁慈是正确的，以及那些日常举动都受到道德指引的人总会打动我的心灵。他们年纪不同；有的甚至过世已有几个世纪，有的尚未出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他们是最聪慧睿智、最专心致志的一群人。他们是——而且永远都是人类的希望。